小野：別鬧了，台灣多數年輕人根本「無老可啃」！

在一次演講後的提問時間，有個年輕人說他只要問三個「小」問題。他的問題是：「大學生活要如何選擇重點？」

「畢業後工作態度應該如何？」

「生命到底是什麼？」

我說這不是「小」問題，是大哉問。



另一個年輕人直接問我對嚴長壽先生在某次演講中所說一段話的看法。據報導說，他在一場教育部內的演講批評了現在的年輕人傲慢、自負，嫌兩三萬元的待遇太低，寧願留在家裡待業啃老。他建議年輕人在待業的時候，可以去做一些無薪但卻是社會公益的工作，可以藉此開拓視野，換取一些進社會的寶貴經驗。他也提到年輕人會有這樣的態度和學校的教育太重視功利有關，學校沒有教孩子其他更重要東西。在網路上有些年輕人對嚴先生的看法很不以為然，認為無薪去做公益事業或是低薪為企業工作，都是鼓勵社會的不公不義，是企業家對年輕人的剝削。提問的年輕人在我尚未回答前，已經先表達了他的不滿。

根據我的經驗，許多言論經過媒體報導，再加上一部分網友的反應後，會重新組成另一種「新」的論點，會稍稍偏離當時演講者所說的完整內容，這也是後來一些朋友拒絕接受媒體訪問的原因，因為媒體會各取所需去頭截尾，將你的觀點配合他們想要的觀點對外發表，往往會背離被訪問者的初衷。我猜測嚴先生在教育部談的應該還是和教育有關的政策吧？所以應該是錯誤的教育政策和方向，誤導了年輕人的功利思想，成了不願意付出關愛和熱情，只在乎薪水多寡的現實主義者。所以重點應該是在教育的謬誤，而不是針對整個世代的年輕人提出批判。

首先，我們得承認社會上還真的存在著一些啃老族。啃老族的形成和我們父母親對待孩子的態度有關。有不少台灣的父母親對待孩子是過度的保護，但是也過度的期待。這些年輕人一旦離開校園，踏進現實的社會，當現實和想像有了差距，期待落空後，無法調適身段，只能退縮回可以繼續保護他的家庭裡面，至少衣食無缺。

但是，我們看到更多的是「無老可啃」的年輕人，他們畢了業先欠一筆學貸，如果無法立刻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通常就會再花更多錢去學習一些學校沒有教的技能，然後找一些沒有太多保障的臨時工，餐廳、便利商店、健身房、寵物店、家具店、送貨車上、街頭巷尾……到處可見這些辛苦的青春身影。如果能得到一年一簽毫無保障的聘顧工作，像是得到了寶一樣，都可以考慮成家立業了。在這樣廉價又殘酷的惡劣環境中，年輕人怎麼會有自負傲慢的條件呢？或許，那些外在的表象只是用來掩飾內心的尷尬、焦慮、憤怒和自卑吧？

在某次新進人員的口試中，有一個工作八年、換了五個工作的年輕應徵者很篤定地坐在幾個主考官面前，她主動回答了大家的疑惑，說︰「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想要錄取一個那麼會換工作的人，因為我可能對公司不忠心，我可能對工作缺乏熱誠。不然，就是我和人很難相處。錯了，我是一個認真工作也很討人喜歡的人。就是因為我對工作充滿了期待和想像，才會不停地換工作。我工作，只為了我自己，我想在工作中學習新的事務，我想在工作中得到成長，是和我的公司一起成長、發展。如果我發現自己在這家公司已經毫無成長的可能，公司也毫無發展的可能，我卻繼續留下來，我會覺得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公司。當我發現自己無法對公司有任何貢獻時，還不離開，難道想繼續混日子嗎？我的人生才剛開始，我不想打混！工作心態是最重要的！」

這個年輕人真的很優秀，當時我們以第一名錄取了她，我請人事單位安排她和我單獨見面。三天後，人事單位告訴我，她在另一家公司也是以第一名錄取，她決定去那家比較有發展可能的公司上班。雖然我們無緣成為同事，但是她的一席話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年輕世代的觀念。

這個小故事也替我回答了台下年輕人的三個問題，教育、工作、生命，都是為了讓小我不斷地成長，讓大我得到發展。所以你工作是為了你自己，為了你自己的學習和成長，為自己尋求一種成就感，一種價值感，一種創造感，甚至於是一種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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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們，請別占著茅坑不拉屎

我每次去住家附近那間郵局辦事，最怕遇到一樓窗口裡坐著的那個男人。

他的表情呆滯，動作緩慢，他沒有任何肢體障礙，他的障礙是在自己的角色扮演，他還在享受著「把關人員」的一點小小的威風。當窗口外面隊伍越排越長時，他反而放慢腳步，享受著有點權力的片刻時光，停下來喝喝茶、挖挖鼻孔，有時乾脆站起來走去上個廁所。我好想大聲抗議，但是前後的人都若無其事地等待，也就忍了下來。

如果可以選擇，我會排另一個窗口。到了郵局樓上辦其他事情時，每個窗口坐的都是年輕女孩，我親眼目睹一個年輕女生是如何有耐心地服務著一個動作遲緩的老先生，當老先生離開時，那個年輕女生還揮揮手向老先生說再見。怎麼差這麼多？

多年前，當公務員還沒有將自己當成公僕的威權時代，我打電話去區公所詢問一些事情，被一個老氣橫秋的辦事員兇了一頓，掛上電話後越想越生氣，於是又撥了一次電話回去，將那個態度惡劣的公務員罵了一頓，我說：「國家就是被你們這群占著茅坑不拉屎的公務人員搞垮的！你等著瞧吧！你們會被人民推翻的！」果然，幾番政黨輪替後，區公所的櫃檯降低了，公務人員對來辦事的民眾奉茶奉水，笑臉相迎。此時此刻，還有這樣的辦事人員沒被淘汰，我以為是時光倒流，又重回到舊時代。

「占著茅坑不拉屎」這句話，是我青少年時代從李敖的書裡面看來的。那一年我剛考上很不理想的高中，對於當時教育制度中的許多怪現象感到忿忿不平。初中國文老師朱永成想啟蒙我對許多事務的思考能力，寄了李敖的那本《傳統下的獨白》給我看。李敖在「十三年十三月」裡描述他跟著父母親來到台灣後，接受台灣學校教育的失望過程，大學畢業後放棄留在學校繼續做學術研究，自己出來開了一家「文星出版社」，並且專事寫作。他在書中大力批評台灣高等教育體制和內容的僵化，像一台強力冷凍機，將原本懷抱熱情的年輕人的熱情極速冷凍，所以他要早點走出校園去闖天下。

他另有一篇文章提到社會上有許多人是占著茅坑不拉屎的，浪費了許多社會資源，讓更多有能力和有才華的年輕人排隊苦苦等著。十六歲的我受到這些文章的激勵，至今難忘。

時空來到了半個世紀後的台灣，這個現象似乎並沒有太多的改善，同樣還是有許多人藉著制度的保障，占著茅坑不拉屎，讓這一代年輕人等待的隊伍越排越長。我想起女兒幾年前曾經發表過一篇＜魯剋溫世代＞（Lukewarm Generation）的宣言，宣言的最後是這樣寫的：「……但只要你們閉嘴一下下，一下下就好了，我們就可以證明時代已經改變。往前走吧，我們只是因為善良，所以不忍心用力一推……這不代表我們不想長大。所以嘿，這個隊排得夠臭夠長了，可以輪下一位了嗎？」

當時報社副刊要做七年級生的專題，討論年輕世代的種種文化和思想，女兒就寫下了這個宣言。事隔幾年後，年輕人低薪失業的問題更加嚴重了，經濟不景氣更使得許多人延長退休的時間，這個等待的隊伍將更長更長了。

所以，如果你還有點同情心，可不可以把屁股擦乾淨站起來，輪到下一位了？因為我們的八年級生也將陸續排隊上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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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不是用來操的

這些年我常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電話。

一家很著名的電視台傳來一個很生嫩的聲音，想邀請我接受訪問，我問了一些問題對方都說不知道。她解釋說：「我只是幫忙打電話的。」

「妳說不清楚，要我如何答應呢？」

我婉拒了對方的請求，對方還傻傻地追著說：「那我等一下去請示上面，再告訴你。」

「什麼是上面呢？」

「就是這個案子的承辦人呀。」

我猜，這又是一個大公司外圍的派遣人力或是工讀生。

一家開銷很大的公司養了很多正職的員工，一個比一個大牌，一個比一個懶惰。最後在第一線工作的全是這種拿很少酬勞，又沒有福利又沒機會升遷，也無法累積年資的派遣人員、臨時助理、工讀生，或是公務機關的替代役男。如果在過去，同樣一件事情，不會用如此粗糙的方式進行，把每個人都當成可替代的「物件」來處理。

我一方面很同情這些被派在第一線工作年輕人被草率地對待，一方面也對這種充滿官僚氣息和不平等待遇的工作倫理和文化感到憤怒。我為了維持起碼的尊嚴都不會答應這一類的邀約，不管那是多麼偉大的機構。我知道沒有我的參與，每件事情都會繼續下去，也都會完成，但我就是不想浪費時間在這些人和這些工作上面。我沒有必要去忍受這些荒謬的現象。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起自己在一家電視公司當經營者的故事。剛到公司，幾乎天天都要處理一些因為公司轉型所衍生出來的許多問題。有一天，辦公室門口吱吱喳喳來了一群看起來像大學生的女孩子，她們要求要當面見我。我請她們坐在我辦公室的會議桌前，聽著她們的抱怨。

原來她們是隸屬於我們公司一個教學頻道的工讀生，大部分都是來自南部，靠著助學貸款讀著北部大學的窮孩子。她們爭先恐後地算給我聽她們在台北的生活開銷，還學貸、繳房租、伙食、寄回去的家用。按照公司過去的傳統，這些工讀生都會成為正式的員工，她們說自己是這個部門裡最忙的，卻也是待遇最低的。我看著這些大學剛畢業的窮人家孩子，和人事部門商量後，每人加薪三千元。我無法解決社會大問題，但至少先解決自己看到的小問題。

同一年，女兒拿到義大利米蘭工業設計學院的碩士文憑回到台灣，我沒有替她打電話拜託朋友找工作，她開始到處碰璧。後來她試著不寫最高學歷，一再降低對薪資的要求還是沒機會。有一天，她遇到一個過去認識的小男生，兩個人聊了起來，才知道目前職場的悲慘狀況。

小男生學的是廣告設計，利用暑假在一家廣告公司打工，他在這家公司的工作從美編、排版、修圖、修電腦到打掃清潔，是全公司最忙的。他說將來就算是畢了業，起薪也只有一萬八。那個小男生原本對美術設計還懷著夢想，還沒畢業就看到自己的未來。他無奈地說：「反正我們很好用，什麼都會，又耐操。我們這些年輕人注定是要被操到死的！」

四個月後，女兒找到一家正要擴大生意的網路公司當動畫設計師，果然開始了沒日沒夜的加班日子。不到一年又被挖角到一家報紙副刊當主編，但是她很快又決定去一家提琴店當店長，之後又轉換跑道，去一家出版社工作。短短五年內換了四份完全不同性質的工作，唯一沒變的是活在自己的奇幻世界，寫她的長篇奇幻小說，並且學會拉大提琴。

她曾經很不平地對我說：「這個環境會把滿腔熱血的年輕人變成了自我價值毀壞的卑微小動物，大人們卻又怪罪我們年輕人驕縱不耐操。其實我們很努力！」

年輕人是要教的，是要讓他們發揮創意的，不是拿來當機器人操的。讓年輕人站在我們的肩膀上，讓他們能看得更高更遠，而不是將他們踩在腳底下凸顯大人們的權力和威風的。

年輕人生在這樣一個爛時代，已經夠倒楣了，多給他們一些機會和舞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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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想要一個怎樣的人生？
我們大學同學會一年召開好幾次，每兩年還會改選一次同學會的會長。

開始有正式同學會組織的那些年，我因為又恢復了沒日沒夜的電視台上班工作，錯過了一次由同學會所舉辦最盛大的學術成果發表會。所謂學術成果發表會，就是由幾位在國外頗有學術成就的同學，講述他們的研究成果；還有一個「另類單元」是給幾位「改行」也有點「成就」的同學，講述他們改行的過程。

那次發表會有點像是畢業後的「成就總體檢」，我有幸也被同學會列入屬於「另類單元」的報告者之一。結果當時我身陷一場「台灣電視公廣集團」史無前例的大爛仗中，缺席了那場最重要的成果發表會，同學們一氣之下，乾脆推舉我當下一屆同學會的會長，以作為懲罰。

我當會長的最大功能就是在同學們吃著大餐時，拿著麥克風像小丑般講些笑話。那一天，我隨口說了個「寓意深長」的笑話：「我常常告訴別人說，我們師大生物系的這一班有多麼厲害。我們班上唯一在比較解剖課被當掉的同學，後來當上了某醫學院大體解剖課的老師；唯一在微生物課被當掉的同學，後來成了大學微生物學的教授。

「每天蹺課追女生，勤練游泳，在學校宿舍裡給自己拍裸照，成績不怎麼樣的同學，去美國醫學院閉門思過幾年後，搖身一變，成了美國腦神經科方面的權威，還帶領一個美國的醫療團隊回台灣，進行一項帕金森最先進的腦部移植手術。我們班還有一個體格強健、四肢發達，本來想考體育系的同學，每天都在籃球場打球，沒想到畢了業、當了幾年老師後，忽然重考醫學院，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他現在可是中部非常著名的婦產科醫生，經過他手接生的嬰孩，已經超過幾千個，對台灣未來人口有著重大影響力。

「當我滔滔不絕地說著班上這些奇人異事時，有人忍不住發問，你的意思是說，在你們班上成績那麼差的人，都那麼有成就，那麼班上那些成績好的同學，都跑去哪裡了呢？我回答說，班上最優秀的同學全都去當國中或是高中老師了，所以台灣的中學教育才會那麼強啊。」

我隨口說的這個笑話，成了另一種大學畢業後的人生總體檢。

這個笑話所延伸出來的三個問題是：第一，在踏進大學那一刻，我們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嗎？至少我是不知道的，我甚至對於師大畢業後要如何分發，該服務幾年都搞不清楚。第二，大學是要學得一技之長作為求職的基礎，還是作為踏入社會前一個摸索的實驗場所？對我而言，似乎是後者。但是對我們班大部分同學而言，卻是前者，因為他們拿到文憑，就拿到一輩子的工作保障了。第三，大學教育是一個人追求學問的起點，還是終點？對我而言，真的只是個小小的起點。有些生物方面的知識，都是離開校園後才親身學習和體驗的，更不要說文學或是影視傳播方面的知識了。

表面上看起來，我在大學所學的知識都沒有直接用在我後來的工作上，但大學生活卻是我受教育過程中最關鍵的四年。雖然我們大部分課程都穿梭在不同的實驗室裡，偶爾也有野外的採集活動，但同學都是來自台灣各學校的菁英分子，不只是理工科很行，連文學、音樂、藝術方面也有很內行的人。

所以，我們除了讀本科系的教科書外，也會討論現代小說和現代詩，放古典音樂來欣賞。我們藉由班級圖書館來交流對知識的渴望，也組織班級合唱團課後練唱，還編了班刊。在資訊相對貧乏的年代，這樣的交流讓我們對自己、對未來的生活產生了想像。我很快就被激發了創作的靈感，都是拜這樣豐富多樣又充滿刺激的大學生活所賜。對於未來，我有了各種不同的可能。

當我們對大學畢業後做總體檢時，總是會用在校時的學業成績，和畢業後世俗所認定的事業和成就做個比較，就像我說的那個笑話那樣，其實是從功利的角度切入，往往忽略了每個人對自己人生的想法和結論。我的那些同學們對自己的人生是覺得非常完美、充滿了感恩？還是帶著些許遺憾、勉強接受？或是壯志未酬、滿腹勞騷？甚至還想繼續奮起，不甘心人生只是如此？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吧！有時我們觀察一個人真正想過怎樣的人生，反而要從他們的退休生活中找到答案。

成績不保證成就，成就不保證人生。所以在踏進大學時，你第一件要想清楚的事情是，你到底想要一個怎樣的人生？想清楚之後，你還有足夠的時間，努力去尋找你要的人生。在這尋找美好人生的過程中，成績和成就也都只是你完成美好人生能使用到的工具而已。

工具不是目的，但是我們往往會本末倒置，誤以為那是人生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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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野

1951年生。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研究分子生物學。曾擔任國立陽明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助教。

1981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服務，結識導演吳念真，並與幾位朋友一起合作推動台灣新浪潮電影運動，為「台灣新電影」運動奠定基礎。1990年代初，擔任由《遠見雜誌》所投資「尋找台灣生命力」電視影片的策畫及總撰稿。曾任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台北電影節創始第一、二屆主席；2000年出任台灣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2006年出任華視公共化後第一任對外徵選的總經理。